[转载] 中原是怎么从中心变成边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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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06年12月14日17:08:39 星期四), 转信

作者：柏高 1
北宋末年，程颢、程颐在伊川设坛讲学。前来求学的人很多，杨时、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均是二程高足。杨时，世称龟山先生，对二程的思想领会最深，他学成南归时，程颢慨叹说："吾道南矣"！意为我的思想传到南方去了。
后来杨时不负师望，开南宋理学之先河，三传其学至朱熹，终成道南派的集大成者；谢良佐三传其学至张拭，开启了湖湘学派的源头。一一六七年，朱熹不远千里，赶往岳麓山，与张拭进行了文化史上极为著名的"岳麓书院会讲"。朱张会讲奠定了湖南"道南正脉"的地位。
湖南从此成为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渊薮所在，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像"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王夫之，"师夷长技以治夷"的魏源，"中兴将相"曾国藩、左宗棠，戊戌变法的谭嗣同、陈宝箴，辛亥前驱宋教仁、黄兴、蔡锷，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刘少奇等，湖南一直司掌着中国大变革之风标。
但令人悲哀的是，河南的文化传承从北宋以后就断代了，程颢的"吾道南矣"像一句谮语预示了河南文化中心的衰亡。一千年来河南孕育不出风云际会袖手神州的大师来，这使人很伤感！
靖康之难后，中原沦陷，河南成为陆游铁马冰河寒夜入梦时的牵挂，成为岳飞三十功名八千里路的壮写。终南宋一朝士人都好言"恢复"，是民族意识最为昂扬的时代，中原是他们的疼痛与抚摸。
元朝建元大都，黄河水向北改道，中国的政治中心随之北移，内黄、浚县的黄河故道上沙丘漫漫，颛顼、帝喾的陵墓深埋于流沙之下，汴京的金明湖成为诗人梦里的呓语，河南的亘古辉煌从此尘封进历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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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区的大治，衡量的标准是秩序，对于秩序的评价，一个视角就是制度文化的发达程度。除去通用的法律规条，最可研究的就是一个地区特有的制度文化，河南官箴书与史志书的丰富与细密，恰恰印证了中原制度文化曾经的成熟度。
古代官箴书，是当官者学习官道、揣摩官术的必修之课。官箴以"贻鉴后人，以裨国政"为用意，早期都是只言片语，不成体系。只有在宋以后官箴文化才真正走向成熟，出现长篇论著，如陈襄的《州县提纲》，李元弼的《作邑自箴》，吕本中的《官箴》等。
宋以后，最为著名的是明朝吕坤的《实政录》和清朝田文镜的《钦颁州县事宜》，尹会一的《抚豫条教》也颇富盛名。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官箴都与河南有关。
吕坤（1536－1618），河南宁陵人，历任山西巡抚、刑部侍郎。退休后用20年时间在宁陵老家著述《实政录》与《呻吟语》。《实政录》成为古往今来官箴中的集大成者。《呻吟语》和另外三部《围炉夜话》、《小窗幽记》、《菜根谭》成为明清士大夫的修身养性之书。
雍正二年，田文镜署河南巡抚，《州县事宜》是田文镜奉旨亲撰，雍正皇帝朱批钦颁，其治理州县的种种严厉措施，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
尹会一是清季一代名臣，开府河南，治民力效吕坤，且颇有政声。他的《抚豫条教》也曾被奉为官箴书之经典。
在河南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逐步淡出，走向边缘时，是这些豫籍或来豫作官的名臣重新定位了河南，他们以程朱理学、官箴方志经纬中原，他们擅于做官，宣谕教民，敦化治民，使河南成为明清典范的大治之省，成为封建时代社会管理最著成效的地区。
河南人在历史的过程中过早地被官学洗脑，初洗于宋，大洗于明清，官箴方志文化进驻到思想，思想束缚浸透到骨子里。从道府州县到乡社甲保，从官宦士绅到腐儒乡民，政治与教化的神经末梢延伸到社会最底层，道统与礼教的败絮贮塞进人们的思想深处，成为集体遵从的共识与默契，随着时代变迁，积淀成一种习俗或传统，隐匿于显性的法律与政治之下，规制着中原人的行为。正如制度经济学家诺思所指出的那样，走进一种内卷与锁入的困境。这是河南人日后背负的可怕的隐形重负。
历史往往有一种"路径依赖"的喜好，时至今日，河南的官文化依然昌盛，二月河的"帝王系列"，李佩甫《羊的门》写尽官态权术阴谋治民法门。河南的史志编写依然全国领先，1984年首创全国第一部省级综合年鉴，1997年《河南省志》在全国率先完成，在全国新方志成果评比中，是获奖最多的省份。河南的官像官，河南的老百姓呢，是中国百姓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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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仍是中原，但由于远离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成为一个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甚微的边缘省份。
边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边缘对于中心的盲从与求同。边缘由于远离中心，控制力较弱，更容易产生多元的文化和思想；共生的多元文化相互碰撞激荡、浸润流转，生发出绚烂多彩的新流派，新思潮，汇流成河，百川赴海，进而推动社会前进。然而一旦形成朝拜中心、崇尚元统、排异求同的边缘心态，就容易导致一元的思想生态，同构的体制，直致僵化成石。
明清以后，中原的意识形态是边缘追求中心认同，支流追求主流认同，低层追求上层认同，民间追求政府认同，学者追求官员认同。求同成为河南的地域特色，他的文化里不诞生变革的基因，不生成敢为天下先的种子。这是大悲哀！
在这一点上，可以拿安徽说事。同样是经济不发达的内陆省份，安徽却能生衍出一些旷代奇才来。胡适，一代文化巨擘，"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只手擎天，掀起了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启蒙中国，创建《新青年》，缔造共产党，两人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而河南老乡袁世凯却只会戊戌告密，恒河钓誉，最后魂归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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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叶，中国遭遇了一场乌托邦运动和史无前例的革命。河南人随风赋兴，尺水起波，轻舞飞扬，也占了一回天下先。但可惜的是，根底里仍是为了向上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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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诺贝尔奖得主旅美物理学家崔琦是宝丰县人。解放前，姐姐将年仅十六岁的崔琦接走，辗转到了美国，而留在家乡的父母都在一九六○年前后的大饥荒中饿死。在记者采访中被问到一生中有无后悔之事时，他这样说："若自己不出国，或许父母亲就不会在大陆双双饿死。"说着流下了眼泪。历史无法重演，如果他不出国，中原只是多了一个普通的乡民，又有谁人能反证河南人的天赋。尤其在河南自信心极度缺失的当前。
河南的信用度从大跃进放卫星开始透支，对内有内债，几百万老百姓的死；对外有外债，以顾准为代表的一大批卓越知识分子在河南挨整受罪。
1969年雪花飘零的11月，为了响应当时的"**指示"，中国科学院学部（社会科学学部）各连队的两千名知识分子和干部，被确定下放到河南省息县东岳人民公社，在那里组建"**干部学校"。在息县东岳的简陋通铺上，云集着当时乃至今日都是大家的失意翰林们：文学家钱钟书、沈从文、俞平伯、杨绛、何其芳，语言学家吕淑湘，丁声树（《现代汉语辞典》总编辑），文史专家胡绳（中国社科院院长），经济学家顾准、吴敬链、骆耕漠、张曙光（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家胡厚宜、张政良、杨向奎（史界五老之三老），哲学家金岳霖等。造反派经常指着紧缩脖子、木然挨冻的"翰林"们怒吼："***，熊样，这也算国宝？"！
如果加上前后来豫，散落在各地的精英，如1968年自愿到兰考农村的插队知青朱学勤等，那时河南绝对是卧虎藏龙，但遗憾的是虎落中原，龙困浅滩。他们的中原之行是身体被摧残人格遭践踏心灵受蹂躏的苦旅，用顾准的话是"唾面自干、笑妍迎人"。 而这些人恰是中国的元气之所在，河南苦旅对于他们、对于国家，后来都转变成一种特殊的财富。文化昆仑钱钟书在河南受苦受难期间开始他的经典传世之作《管锥篇》的创作，杨绛后来完成了她的《干校记事》，朱学勤的许多作品都离不开河南对于他的印记，如《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其中以顾准尤为典型，三次来豫受难，三次迎来了他的思想高峰，写出《希腊城邦制度》、《科学与民主》、《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为中国人在人文思想凋敝时期挣得了一点荣光。
顾准与吴敬链之间私淑式的经济思想传承，是一段引人回味的佳话，在息县五七干校的昏暗窝棚中，顾准和吴敬链探讨的是"娜拉走后怎样"、"中国的‘神武景气'何时到来"，研究的是"希腊城邦史"，直追民主的本源。顾准的市场经济思想启迪了吴敬链，吴后来说，中国可以称的上市场经济第一人的非顾准莫属。中国的经济改革，吴敬链作为始作俑者之一，耐人回味的是追溯起源，风起秋萍之末，竟是在计划经济最盛、浮夸之风最浓、思想最为禁锢的河南农村，传承了引发中国改革大潮的经济思想。
河南应当是他们研究剖析的第一个鲜活案例，如果说社会是在试错中前进，河南的唯上求同、浮夸跃进、人祸天灾恰恰为执政者、为思想家预警，令其早日更弦易辙，重辟蹊径。
"雪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西东"，大师们远离了河南，也许偶尔还惦记起这片土地，也许永永远远不愿再提被难旧事，这里的人们也早将他们忘却，雪爪鸿泥都未留下，他们的思想启蒙、传承与河南无关，朱学勤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如何能寻找得到呢？根本没有一点鸿泥可寻于中原。大哀莫过于此！
文博广场是省会郑州的三大广场之一，大概设计者想附庸风雅，起了一个雅致的名字，然而伫立几个黑潴潴的光头武僧像，却显得文不对武，极其滑稽，令人琢磨不透中原人的逻辑情趣。不过我常想，如果将顾准、钱钟书等雕成铜像伫立于此，让我们纪念；再加上老子的玄妙之门、庄子的逍遥游、子产的铸刑鼎、杜甫的秋风茅屋，还有程门立雪、达摩面壁等人文塑像，让我们增添一点为豫民的自信心。也许这样更切合于文博广场的名字，更有其深刻的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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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切尘埃落定，为着种种因由，河南成为惹人生厌的省份。朱学勤在《火车上的记忆》一文中写道，在歧视的地图上，河南大概属于负海拔地区，我没有听说他们能歧视谁，却知道他们被南面的湖北人歧视，也被东面的山东人、西面的陕西人、甚至远在边陲的新疆人歧视，我可怜的河南老乡，大概是一屁股坐到底了。
许多人认为歧视的原因是河南的经济落后，我不以为然。河南目前的国民经济总量排名全国第五位，可以说相当不错，然而目前河南受歧视的程度最严重，仿佛受歧视也随着国民经济的百分比增长率一同进步。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西藏、云南、贵州、新疆、青海等经济极不发达的地区受歧视的并不多，反而为着他们独特的山水人文赢得过剩的赞誉。
边缘心态可以诠释近半个世纪河南人的大量行为。及至于今日仍然郁积于民众心中，浮躁激进，激情有余，理性不足，亚细亚、红高粱的盲目扩张，春都、郑百文的昙花一现，内陆特区漯河的国企改革闹剧，仿佛仍在续写昨日的浮夸之风、跃进之习。
河南文坛，高手云集，俊彦迭出，然而我从来不认为他们的作品震撼过中国人，甚至不如李娜的一首《青藏高原》来得大气。他们的口号是拒绝崇高，他们最擅长的是花腔高音、是诠释权术、是鸡毛软弱，一千年前河南思想的高贵血统已经遗失怠尽。文学的大伪遮掩了思想的空白，技巧的繁衍迷失了责任的所指，意象的精巧装点性情的贫弱。 河南的历史学者更是独特的群体，他们狭隘地固守在北宋的荣光里，妄图复原先朝的辉煌，用惊人的心血与智识搜索历史角落里的残砖断瓦，希望重新垒起一座汴京城。他们活在大河遗梦里，伊洛文明和清明上河图是时常要展示给外省人的名片。历史传统已经石化，现实的学者在自我麻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