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inlish 摘自 赵庆元《蔡元培传》 2005年09月17日, 星期六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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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与蔡元培被并称为国民党"四老",或“四元老”。而四人中的李、蔡二位尤孜孜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这二位民国大佬前后40年的交往与合作,彼此影响的程度之深,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中的重大意义显而易见。蔡元培是大陆上众所周知的名人,而国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创始人;一生创办中外公益事业60余项,如中国农工银行、中法工商银行、上海及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世界书局等,而自己终生无一财产的“一代振奇人”;中国近代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曾经和蔡元培先生一起对中国的教育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李石曾先生,却被人为地掩盖在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几十年来,他的名字和他的烈烈功业已经销声匿迹了,笔者估计,当今六十岁以下的人几乎很少有人听说过李石曾这个名字。直到现在出版的杂志、图书和网络上,偶而能看到些许记述,略能了解到李石曾这位“一代振奇人”的风采。
例如最近看了赵庆元先生撰写的《蔡元培传》。该书在叙述蔡元培经历的时候,比较详细地提到蔡元培先生和李石曾先生的往来。其中有言:“他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关系都相当密切(蔡元培与此三人在同盟会改组后的国民党中享有盛誉,被称之为国民党四元老)。”
蔡、李之间有不少连带关系:当年元培赴京补应殿试,石曾之父、时任礼部尚书的李鸿藻为主考官之一;李赴法、蔡赴德均分别跟从清外交使臣孙宝琦,亦先后均得孙氏照拂;蔡留德时之好友齐寿山,与李氏乃世交;尤为重要的是,蔡、李二人与吴稚晖都相交莫逆,概可谓契友。“蔡元培到法国游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老朋友吴稚晖的劝导,有汇集在巴黎的李石曾等一班热情朋友的召唤,有法兰西灿烂文化和大革命时代形成的精神传统的吸引等,但更重要的是他教育强国理想的驱使。”[1]
“1913年, 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职务,留法俭学会为袁世凯所嫉恨,北京预备学校被教育部收回,移至皮裤营四川会馆中,后因不堪袁世凯政府的干涉而停办。袁死后,该校重新开办。蔡元培1913年抵法时,在法的俭学生已有100多人,大多聚集在法国的蒙达尔纪城。李石曾在该城租有房子,一家人也常住在那里。蔡元培去后,每周要给俭学生上一次中西学术课,大家经常到李石曾家中碰头开会。”[2]
蔡元培举家来到法国后,暂寓巴黎近郊科隆布镇李石曾创办的豆腐公司内。两个月后,李亦偕眷由沪到此,蔡、李两家一时朝夕相处。此地可谓李在法经营多年的大本营,除公司之外尚有印字局等设施,亦即李早先与吴稚晖、张静江发起之"世界社"的社址。蔡家居此,多赖李氏关照。“蔡元培及家人到达巴黎后,暂寓市郊科隆布镇的中华印字局内。前来迎接和款待他们的正是老友李石曾。这位热心公益而办事疏阔的世家子弟,来法已近十年,他在此创办的豆腐公司闻名遐迩,成为旅法华人的聚会地。元培同他都力行素食,这一特殊的生活习性使二人相处颇为契合。来法之初,蔡家每日伙食即包予豆腐公司。”[3]法语教师即由李的好友欧思东充任。“蔡元培留德期间,他们(本文注: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三人也在法国留学,在巴黎组建世界社,先后刊行《世界画报》、《新世纪》、宣传革命思想,倡扬无政府主义思想。蔡元培遥相呼应,也加入他们的组织,思想上受到较大影响。李石曾在回忆此段历史时说:他当时与吴张三人负责刊物,而孙蔡二公(孙中山、蔡元培)则作精神之呼应。”[4]不久,李家移居附近之蒙达尔纪城,蔡家亦觅屋别住。不过蔡、李此时过从甚密:应李之邀,蔡往蒙城为俭学会两周举办一次的讲演会发表演说。显然,李石曾在法创办的各项事业,因蔡元培等人的到来和诩赞而更为活跃。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政府由巴黎迁往巴多,这一举措使住在巴黎近郊的俭学会师生深感不安,蔡元培等人的旅欧生活也为战争的阴影所笼罩。李石曾遂把自己住的房子让给俭学生住,又通知蔡元培一家到蒙达尔纪会齐,然后一同到乡下去暂住。不久,他们一同迁到附近的一个小镇圣多耐。蔡元培一家人住在一家帽店楼上,房东是相依为命的母女俩,他们对中国人的友情给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学校关闭,国内汇款难以寄达,孤悬海外的俭学生面临困境。一些人主张辍学回国。蔡元培与李石曾等人发起成立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与驻法公使胡维德协商,对未收到国内汇款的学生实行临时性的接济,并力劝学生以学业为重,取消回国的念头。”[5]
“1914年蔡元培偕吴稚晖、李石曾等前往地浃泊厂参观,他以一个教育行家的眼光,洞察到以工兼学的远大前景和利国利民的重大意义,于是便积极鼓励俭留学生的单纯俭学形式发展为半工半读、以工助学形式。在他的努力倡导下,这个工厂便组织起了“勤工俭学会”。1915年6月,蔡元培、李石曾发起的“勤工俭学会”在法国正式成立。该会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智识”为宗旨。会员只分“实行会员”和“赞助会员”两种:“以工求学者,为实行会员”;“本身非以工求学,而赞助此意,欲有所尽力者,为赞助会员”[6]。
“1916年3月,中法两国教育界人士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吴玉章、汪精卫、李圣章及巴黎大学历史教授欧乐等发起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其宗旨在开展华工教育,推动双向文化交流。-----6月22日,“华法教育会”在巴黎召开大会,宣告正式成立。蔡元培与巴黎大学教授欧乐分任中方和法方会长,汪精卫与法国众议员穆岱分任副会长,李石曾、李圣章担任中方书记,吴玉章为中方会计。-------显然,蔡元培、李石曾等是想通过招募华工,吸收知识青年赴欧,励行其勤工俭学,进而达到变相留学的目的。李石曾代表华法教育会与法国工部局签订的合同,最重要的两条是强调工人待遇,对华工实行成人教育。其合同第11条规定:‘厂家应代工人予工余组织一补习班。尤重者为法国语言文字,至少予第一年内,授课一年。’为了实行华工教育,华法教育会于4月初开办了略带师范性质的华工学校,蔡元培主持入学考试,所设课程有法文、中文、算学、普通理化、图画、工艺、卫生、修身等科。蔡元培除亲自讲课外,还编写德育、智育讲义40篇。他在《自写年谱》中说:
“李君(指李石曾)为使这些工人便于工余就学起见,特编一种成人教育的教科书。派给我编的,是关于行为方面与关于美术方面的。关于行为方面的,李君还出了几个举例的题目给我,是偏重于辨别疑似的,如理信与迷信,俭约与吝啬之类,我所编的都照此式。其关于美术的,则有建筑、图书(画)、音乐等篇。后来引入《蔡孑民言行录》中,称为《华工学校讲义》。”[7]
[1]摘自《蔡元培传》62页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2]摘自《蔡元培传》65页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3]摘自《蔡元培传》63页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4]摘自《蔡元培传》60页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5]摘自《蔡元培传》65页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6]摘自《蔡元培传》66页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7]摘自《蔡元培传》67页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6年12月24日星期日
2006年12月21日星期四
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节选)
我曾听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说过:作为外国人,在日本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讨厌日本人。相反,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发喜欢中国人。这位外国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国。我不知道这样评价日本人是否合适,但我相信在中国生活过的诸位都会 同意上述对中国人的判断。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居住的时间越久,就越喜欢中国人,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人身上有种难以形容的东西。尽管他们缺乏卫生习惯,生活不甚讲究;尽管他们的思想和性格有许多缺点,但仍然赢得了外国人的喜爱,而这种喜爱是其他任何民族所无法得到的。我已经把这种难以形容的东西概括为温良。如果我不为这种温良正名的话,那么在外国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体质和道德上的缺陷──温顺和懦弱。这里再次提到的温良,就是我曾经提示过的一种源于同情心或真正的人类的智慧的温良──既不是源于推理,也非产自本能,而是源于同情心──来源于同情的力量。那么,中国人又是如何具备了这种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 ──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 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般特徵,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 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 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 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 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国人具有惊人的 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 ,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儿 童时代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就象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 ─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 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 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徵。中 国人的礼貌虽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折衷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 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 。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 、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芳香。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么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 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象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 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着那么悠久历史的伟大 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 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 ,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 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 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 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象儿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 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 那么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 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 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 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着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 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如说她是一个永远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 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辜鸿铭 著 \黄兴涛 宋小庆 译)
我在这里冒昧给诸位一个解答──或者是一个假设。诸位愿意的话,也许可以将其视为中国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腾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 ──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的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下面让我们看看中国人是否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对此,我们可以用中国人实际 生活中表现出的一般特徵,来加以说明。
首先,我们来谈谈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语言也是一种心灵的语言。一个很明显的 事实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儿童和未受教育者学习中文比成年人和受过 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于儿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灵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相反, 受过教育者,特别是受过理性教育的现代欧洲人,他们是用大脑和智慧来思考和使用语言的。有一种关于极乐世界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语言的学习:除非你变成一 个孩子,否则你就难以学会它。
其次,我们再指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实。中国人具有惊人的 记忆力,其秘密何在?就在于中国人是用心而非脑去记忆。用具同情力量的心灵记事 ,比用头脑或智力要好得多,后者是枯燥乏味的。举例来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儿 童时代的记忆力要强过成年后的记忆力。因为儿童就象中国人一样,是用心而非用脑去记忆。
接下来的例子,依旧是体现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并得到大家承认的一个事实─ ─中国人的礼貌。中国一向被视为礼仪之邦,那么其礼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就是体 谅、照顾他人的感情。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 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徵。中 国人的礼貌虽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样繁杂,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礼貌则是繁杂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经听到了一些外国人的抱怨。折衷礼貌或许应该被称为排 练式的礼貌──如剧院排戏一样,需要死记硬背。它不是发自内心、出于自然的礼貌 。事实上,日本人的礼貌是一朵没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发自内心 、充满了一种类似于名贵香水般奇异的芳香。
我们举的中国人特性的最后一例,是其缺乏精确的习惯。这是由亚瑟·史密斯提出并使之得以扬名的一个观点。那么中国人缺少精确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说依然是 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心灵是纤细而敏感的,它不象头脑或智慧那样僵硬、 刻板。实际上,中国人的毛笔或许可以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准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显得有些幼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作为一个有着那么悠久历史的伟大 民族,中国人竟然在许多方面至今仍表现得那样幼稚。这使得一些浅薄的留学中国的 外国留学生认为中国人未能使文明得到发展,中国文明是一个停滞的文明。必须承认 ,就中国人的智力发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众所周知,在有些领域 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这不仅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也有纯粹抽象 科学方面的,诸如科学、逻辑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 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加以表达的。
象儿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因为在这方面心灵和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诸如统计表一类的 工作,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如果说统计图表和抽象科学只引起了中国人的反感, 那么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 肢解生体的所谓科学,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惧并遭到了他们的抑制。
实际上,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并非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所有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都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一样,欧洲 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们也同样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马太·阿诺德就说过:"中世纪的 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灵和想象来生活的。"中国人最优秀的特质是当他们过着心灵的生活,象孩子一样生活时,却具有为中世纪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处于初级阶段的民族 所没有的思想与理性的力量。换句话说,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因此,我们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如说她是一个永远不衰老的民族。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真正的中国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过着心灵生活的这样一种人。 简言之,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国人永远年轻的秘密又何在呢?诸位一定记得我曾经说过:是同情或真正的人类的智能造就了中国式的人之类型,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国人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这种真正的人类的智能,是同情与智能的有机结合,它使人的心与脑得以调和。总之,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辜鸿铭 著 \黄兴涛 宋小庆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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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16日星期六
[转载] 治乱交替史:为何中华两千年民气在南王气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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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华两千年民气在南,王气在北?
文/周舆
自秦以来,赤县神州两千年,是一部治乱交替史,也是一部南北角逐史。
有趣的是,南北之间无论怎么打,最终总是民气在南,王气在北。也就是说,统一必自北方,抗暴必自南方。
秦灭六国,最不服的就是南方的楚人,以至楚国灭亡之日,亦是楚人立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死磕壮志之时。两百年间,六国多少次伐秦,不是刹羽而归,就是功亏一篑,总归拿秦国这个王八蛋一点办法也没有。但六国灭亡却给楚人下了总动员令,陈胜等辈“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楚人项羽起于会稽,率领八千子弟兵,以一当百,纵横驰骋,破釜沉舟,在巨鹿以三万精锐大破章邯二十万人马,并尽数坑之,替六国之人出了一口憋闷了两百年的鸟气!进得函谷关,立燃一炬,让他妈“覆压三百余里”的阿房宫,顿成焦土。
在中国,最不安分的是南方人,以及那些不甘奴役而跑到南方的一些北方人。秦虽灭六国,但始皇蹬腿闭眼之日,天下立时分崩。第一个把大一统江山做稳了的,其实是楚人。东汉末造,北方涂炭,南方稍安,孙刘据之得以与曹魏相抗。西晋灭,东晋据南方与北方相抗,在淝水把北方联军打了个草木皆兵!北宋亡,南宋据南方与金相抗,郭靖、杨过在襄阳两次击退蒙古大军(哈哈!玩笑了!)。明亡后,也只有南方人抵抗得最顽强,清人乃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进行血腥报复。
南方人也完成过几次统一,但不象北方仅仅是为了统一而统一,都是“民气”所使。南方的统一,都是抗暴的延续,都是正义的。一次起于灭秦复国,直至项羽分封、刘邦建汉;一次起于群雄灭元直至朱元璋建明;最后一次是近代南方各省宣布独立直至国民党1927年定鼎南京,从反清建立共和到消灭北洋军阀也都是正义之举。
在秦末、元末,谁敢起事复国,这时看不到北方人的身影,起事的是南方人。(淮河流域为楚国故地,可以视为南方。)清朝末年是谁首先揭起造反的旗帜?是广东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而且还不止如此,从太平天国起义“第一代领导集体”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等,到紫荆山起义“勋旧”(“老红军”)大多都是客家人!而常常以“洪秀全第二”自命的孙中山也是一个客家人!在北方,我们只看到“奉旨造反”“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我们还看到,南方的湖北新军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自发举行起义;而北方的“北洋六镇”却在袁世凯的带领下镇压革命,以后又成为北洋军阀的工具。
我们必须承认,比较正宗的中国人,更多的华夏文化传统,都在南方。那些客家人,那些操着温州话、闽南话、广东话的人,都比说着一口口普通话的人更接近我们的祖先,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甚至偏居一隅的纳西人,对本民族文化以及汉族传统文化的保存,也让足以让我们这些汉族人感到羞愧。
但奇怪的是,无论南方人如何具有华夏先民的勇烈之风,最终问鼎江山的更多还是北方。秦以后,由北方完成的统一有西晋、北宋,隋、唐、元、清。西晋、北宋、隋的统一是北方消除南方的“割据”势力,南方都很快投降。而元灭南宋、清平定江南则是北方少数民族的野蛮征服,南方都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北方的确是王气所在,其中有什么奥秘?其实,也没有什么!与其说是北方有王气,不如说北方无民气。北方之人,历经残暴统治、野蛮民族征服和混血,自由之性渐失,而奴性渐重,易于统治安抚,易于部勒驱使。加之,北方小耕农众多,人心散,而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易起变乱,更需统一专制王权统治。直到今天出现“东北人都是活 ”之说一点也不奇怪!我看过一次二人转,恶心了半个月!而南方,物阜民富,人民安居乐业,不习征战,安于承平,除非象秦人那样的暴政以及蒙古、金人、满人那样的敌人来犯,才誓死抗暴。
近代以来,南方人事实上主导了中国历史。一部近现代史,历历可数的都是南方人!林则徐、洪秀全、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独秀、蒋介石、汪精卫、毛泽东、邓小平。而且最近的一次江山易手,还是验证了“南方有民气,北方有王气”的观点。中共领导人基本都是南方的,但直到他们把队伍拉到了北方,当北方农民成为他们武装的主力军时,他们才得到了天下!
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听粤语歌所经历的震撼。那是1991年,在南京一个小录象厅里,看许冠杰主演的《笑傲江湖》。当三个大男人在船上唱起那首《沧海一声笑》时,我真的泪流满面。人物虽不很“英俊”,但何等潇洒,何等顾盼自如,何等张驰有致,何等亦正亦邪,这才是温文而雅、豪迈刚健、风流倜傥、充满活力的华夏男儿呀!而粤语的歌声又何等美妙,韵脚何等铿锵,这才是华夏的真声音呀,这声音离灵魂是多么近呀。而用所谓普通话唱歌,都是轻飘飘的,根本听不出韵脚。真的希望语言学家们认真地研究一下,北方话到底起源于哪里?是不是起源于少数民族?这哪是华夏的语言呀?
《沧海一声笑》唱出了那生生不息的民气!什么殖民地!我只看到民气未绝!如果香港是殖民地,这样的殖民地为什么不多几个呢?我很快把这个电影推荐给几个同学,他们也都纷纷跳墙出去看。其中一个是山西人,他看罢回来就往床铺上一躺,小组长立马大声训斥,你小子怎么了,赶快起来!(在部队,不吹熄灯号是不能上床的。)我的同学没搭理他,纹丝未动,小组长恼羞成怒,走上前来,伸手要抓我同学的衣服领子。我的同学终于起身,二话没说,只是定睛看着小组长,突然抓起床铺下的小马扎,照着他的脑袋就砸了过去。很快,我的同学被开除了。多年以后,我在广州再次见到他,他已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了。见面的第一句话,他说,我至今也无法忘记那个下午,我看了《笑傲江湖》和《英雄本色》,如果没有它们,也许我现在还是一个奴隶!
事实上,民气的多少和有无,人民思想自由和生活自主的程度,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真正标准,别跟我提什么“主义”和“伟大领袖”,那都是扯淡!
有南方在,中国就有希望在!因为那里有真正的华夏子孙。
强烈建议大家,穿汉服,说粤语,民族复兴,庶几有望也!
周舆于天津蛰居斋
2006年10月21日下午6时
为何中华两千年民气在南,王气在北?
文/周舆
自秦以来,赤县神州两千年,是一部治乱交替史,也是一部南北角逐史。
有趣的是,南北之间无论怎么打,最终总是民气在南,王气在北。也就是说,统一必自北方,抗暴必自南方。
秦灭六国,最不服的就是南方的楚人,以至楚国灭亡之日,亦是楚人立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死磕壮志之时。两百年间,六国多少次伐秦,不是刹羽而归,就是功亏一篑,总归拿秦国这个王八蛋一点办法也没有。但六国灭亡却给楚人下了总动员令,陈胜等辈“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楚人项羽起于会稽,率领八千子弟兵,以一当百,纵横驰骋,破釜沉舟,在巨鹿以三万精锐大破章邯二十万人马,并尽数坑之,替六国之人出了一口憋闷了两百年的鸟气!进得函谷关,立燃一炬,让他妈“覆压三百余里”的阿房宫,顿成焦土。
在中国,最不安分的是南方人,以及那些不甘奴役而跑到南方的一些北方人。秦虽灭六国,但始皇蹬腿闭眼之日,天下立时分崩。第一个把大一统江山做稳了的,其实是楚人。东汉末造,北方涂炭,南方稍安,孙刘据之得以与曹魏相抗。西晋灭,东晋据南方与北方相抗,在淝水把北方联军打了个草木皆兵!北宋亡,南宋据南方与金相抗,郭靖、杨过在襄阳两次击退蒙古大军(哈哈!玩笑了!)。明亡后,也只有南方人抵抗得最顽强,清人乃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进行血腥报复。
南方人也完成过几次统一,但不象北方仅仅是为了统一而统一,都是“民气”所使。南方的统一,都是抗暴的延续,都是正义的。一次起于灭秦复国,直至项羽分封、刘邦建汉;一次起于群雄灭元直至朱元璋建明;最后一次是近代南方各省宣布独立直至国民党1927年定鼎南京,从反清建立共和到消灭北洋军阀也都是正义之举。
在秦末、元末,谁敢起事复国,这时看不到北方人的身影,起事的是南方人。(淮河流域为楚国故地,可以视为南方。)清朝末年是谁首先揭起造反的旗帜?是广东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而且还不止如此,从太平天国起义“第一代领导集体”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等,到紫荆山起义“勋旧”(“老红军”)大多都是客家人!而常常以“洪秀全第二”自命的孙中山也是一个客家人!在北方,我们只看到“奉旨造反”“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我们还看到,南方的湖北新军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自发举行起义;而北方的“北洋六镇”却在袁世凯的带领下镇压革命,以后又成为北洋军阀的工具。
我们必须承认,比较正宗的中国人,更多的华夏文化传统,都在南方。那些客家人,那些操着温州话、闽南话、广东话的人,都比说着一口口普通话的人更接近我们的祖先,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甚至偏居一隅的纳西人,对本民族文化以及汉族传统文化的保存,也让足以让我们这些汉族人感到羞愧。
但奇怪的是,无论南方人如何具有华夏先民的勇烈之风,最终问鼎江山的更多还是北方。秦以后,由北方完成的统一有西晋、北宋,隋、唐、元、清。西晋、北宋、隋的统一是北方消除南方的“割据”势力,南方都很快投降。而元灭南宋、清平定江南则是北方少数民族的野蛮征服,南方都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北方的确是王气所在,其中有什么奥秘?其实,也没有什么!与其说是北方有王气,不如说北方无民气。北方之人,历经残暴统治、野蛮民族征服和混血,自由之性渐失,而奴性渐重,易于统治安抚,易于部勒驱使。加之,北方小耕农众多,人心散,而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易起变乱,更需统一专制王权统治。直到今天出现“东北人都是活 ”之说一点也不奇怪!我看过一次二人转,恶心了半个月!而南方,物阜民富,人民安居乐业,不习征战,安于承平,除非象秦人那样的暴政以及蒙古、金人、满人那样的敌人来犯,才誓死抗暴。
近代以来,南方人事实上主导了中国历史。一部近现代史,历历可数的都是南方人!林则徐、洪秀全、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独秀、蒋介石、汪精卫、毛泽东、邓小平。而且最近的一次江山易手,还是验证了“南方有民气,北方有王气”的观点。中共领导人基本都是南方的,但直到他们把队伍拉到了北方,当北方农民成为他们武装的主力军时,他们才得到了天下!
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听粤语歌所经历的震撼。那是1991年,在南京一个小录象厅里,看许冠杰主演的《笑傲江湖》。当三个大男人在船上唱起那首《沧海一声笑》时,我真的泪流满面。人物虽不很“英俊”,但何等潇洒,何等顾盼自如,何等张驰有致,何等亦正亦邪,这才是温文而雅、豪迈刚健、风流倜傥、充满活力的华夏男儿呀!而粤语的歌声又何等美妙,韵脚何等铿锵,这才是华夏的真声音呀,这声音离灵魂是多么近呀。而用所谓普通话唱歌,都是轻飘飘的,根本听不出韵脚。真的希望语言学家们认真地研究一下,北方话到底起源于哪里?是不是起源于少数民族?这哪是华夏的语言呀?
《沧海一声笑》唱出了那生生不息的民气!什么殖民地!我只看到民气未绝!如果香港是殖民地,这样的殖民地为什么不多几个呢?我很快把这个电影推荐给几个同学,他们也都纷纷跳墙出去看。其中一个是山西人,他看罢回来就往床铺上一躺,小组长立马大声训斥,你小子怎么了,赶快起来!(在部队,不吹熄灯号是不能上床的。)我的同学没搭理他,纹丝未动,小组长恼羞成怒,走上前来,伸手要抓我同学的衣服领子。我的同学终于起身,二话没说,只是定睛看着小组长,突然抓起床铺下的小马扎,照着他的脑袋就砸了过去。很快,我的同学被开除了。多年以后,我在广州再次见到他,他已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了。见面的第一句话,他说,我至今也无法忘记那个下午,我看了《笑傲江湖》和《英雄本色》,如果没有它们,也许我现在还是一个奴隶!
事实上,民气的多少和有无,人民思想自由和生活自主的程度,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真正标准,别跟我提什么“主义”和“伟大领袖”,那都是扯淡!
有南方在,中国就有希望在!因为那里有真正的华夏子孙。
强烈建议大家,穿汉服,说粤语,民族复兴,庶几有望也!
周舆于天津蛰居斋
2006年10月21日下午6时
[转载] 中原是怎么从中心变成边缘的
发信人: ontology (Recursive Tree Automata), 信区: HeNan
标 题: [转载] 中原是怎么从中心变成边缘的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06年12月14日17:08:39 星期四), 转信
作者:柏高 1
北宋末年,程颢、程颐在伊川设坛讲学。前来求学的人很多,杨时、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均是二程高足。杨时,世称龟山先生,对二程的思想领会最深,他学成南归时,程颢慨叹说:"吾道南矣"!意为我的思想传到南方去了。
后来杨时不负师望,开南宋理学之先河,三传其学至朱熹,终成道南派的集大成者;谢良佐三传其学至张拭,开启了湖湘学派的源头。一一六七年,朱熹不远千里,赶往岳麓山,与张拭进行了文化史上极为著名的"岳麓书院会讲"。朱张会讲奠定了湖南"道南正脉"的地位。
湖南从此成为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渊薮所在,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像"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王夫之,"师夷长技以治夷"的魏源,"中兴将相"曾国藩、左宗棠,戊戌变法的谭嗣同、陈宝箴,辛亥前驱宋教仁、黄兴、蔡锷,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刘少奇等,湖南一直司掌着中国大变革之风标。
但令人悲哀的是,河南的文化传承从北宋以后就断代了,程颢的"吾道南矣"像一句谮语预示了河南文化中心的衰亡。一千年来河南孕育不出风云际会袖手神州的大师来,这使人很伤感!
靖康之难后,中原沦陷,河南成为陆游铁马冰河寒夜入梦时的牵挂,成为岳飞三十功名八千里路的壮写。终南宋一朝士人都好言"恢复",是民族意识最为昂扬的时代,中原是他们的疼痛与抚摸。
元朝建元大都,黄河水向北改道,中国的政治中心随之北移,内黄、浚县的黄河故道上沙丘漫漫,颛顼、帝喾的陵墓深埋于流沙之下,汴京的金明湖成为诗人梦里的呓语,河南的亘古辉煌从此尘封进历史的记忆。
2
一个地区的大治,衡量的标准是秩序,对于秩序的评价,一个视角就是制度文化的发达程度。除去通用的法律规条,最可研究的就是一个地区特有的制度文化,河南官箴书与史志书的丰富与细密,恰恰印证了中原制度文化曾经的成熟度。
古代官箴书,是当官者学习官道、揣摩官术的必修之课。官箴以"贻鉴后人,以裨国政"为用意,早期都是只言片语,不成体系。只有在宋以后官箴文化才真正走向成熟,出现长篇论著,如陈襄的《州县提纲》,李元弼的《作邑自箴》,吕本中的《官箴》等。
宋以后,最为著名的是明朝吕坤的《实政录》和清朝田文镜的《钦颁州县事宜》,尹会一的《抚豫条教》也颇富盛名。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官箴都与河南有关。
吕坤(1536-1618),河南宁陵人,历任山西巡抚、刑部侍郎。退休后用20年时间在宁陵老家著述《实政录》与《呻吟语》。《实政录》成为古往今来官箴中的集大成者。《呻吟语》和另外三部《围炉夜话》、《小窗幽记》、《菜根谭》成为明清士大夫的修身养性之书。
雍正二年,田文镜署河南巡抚,《州县事宜》是田文镜奉旨亲撰,雍正皇帝朱批钦颁,其治理州县的种种严厉措施,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
尹会一是清季一代名臣,开府河南,治民力效吕坤,且颇有政声。他的《抚豫条教》也曾被奉为官箴书之经典。
在河南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逐步淡出,走向边缘时,是这些豫籍或来豫作官的名臣重新定位了河南,他们以程朱理学、官箴方志经纬中原,他们擅于做官,宣谕教民,敦化治民,使河南成为明清典范的大治之省,成为封建时代社会管理最著成效的地区。
河南人在历史的过程中过早地被官学洗脑,初洗于宋,大洗于明清,官箴方志文化进驻到思想,思想束缚浸透到骨子里。从道府州县到乡社甲保,从官宦士绅到腐儒乡民,政治与教化的神经末梢延伸到社会最底层,道统与礼教的败絮贮塞进人们的思想深处,成为集体遵从的共识与默契,随着时代变迁,积淀成一种习俗或传统,隐匿于显性的法律与政治之下,规制着中原人的行为。正如制度经济学家诺思所指出的那样,走进一种内卷与锁入的困境。这是河南人日后背负的可怕的隐形重负。
历史往往有一种"路径依赖"的喜好,时至今日,河南的官文化依然昌盛,二月河的"帝王系列",李佩甫《羊的门》写尽官态权术阴谋治民法门。河南的史志编写依然全国领先,1984年首创全国第一部省级综合年鉴,1997年《河南省志》在全国率先完成,在全国新方志成果评比中,是获奖最多的省份。河南的官像官,河南的老百姓呢,是中国百姓的楷模。
3
中原仍是中原,但由于远离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成为一个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甚微的边缘省份。
边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边缘对于中心的盲从与求同。边缘由于远离中心,控制力较弱,更容易产生多元的文化和思想;共生的多元文化相互碰撞激荡、浸润流转,生发出绚烂多彩的新流派,新思潮,汇流成河,百川赴海,进而推动社会前进。然而一旦形成朝拜中心、崇尚元统、排异求同的边缘心态,就容易导致一元的思想生态,同构的体制,直致僵化成石。
明清以后,中原的意识形态是边缘追求中心认同,支流追求主流认同,低层追求上层认同,民间追求政府认同,学者追求官员认同。求同成为河南的地域特色,他的文化里不诞生变革的基因,不生成敢为天下先的种子。这是大悲哀!
在这一点上,可以拿安徽说事。同样是经济不发达的内陆省份,安徽却能生衍出一些旷代奇才来。胡适,一代文化巨擘,"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只手擎天,掀起了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启蒙中国,创建《新青年》,缔造共产党,两人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而河南老乡袁世凯却只会戊戌告密,恒河钓誉,最后魂归帝制。
4
二十世纪中叶,中国遭遇了一场乌托邦运动和史无前例的革命。河南人随风赋兴,尺水起波,轻舞飞扬,也占了一回天下先。但可惜的是,根底里仍是为了向上求同。
.......
5
1998年诺贝尔奖得主旅美物理学家崔琦是宝丰县人。解放前,姐姐将年仅十六岁的崔琦接走,辗转到了美国,而留在家乡的父母都在一九六○年前后的大饥荒中饿死。在记者采访中被问到一生中有无后悔之事时,他这样说:"若自己不出国,或许父母亲就不会在大陆双双饿死。"说着流下了眼泪。历史无法重演,如果他不出国,中原只是多了一个普通的乡民,又有谁人能反证河南人的天赋。尤其在河南自信心极度缺失的当前。
河南的信用度从大跃进放卫星开始透支,对内有内债,几百万老百姓的死;对外有外债,以顾准为代表的一大批卓越知识分子在河南挨整受罪。
1969年雪花飘零的11月,为了响应当时的"**指示",中国科学院学部(社会科学学部)各连队的两千名知识分子和干部,被确定下放到河南省息县东岳人民公社,在那里组建"**干部学校"。在息县东岳的简陋通铺上,云集着当时乃至今日都是大家的失意翰林们:文学家钱钟书、沈从文、俞平伯、杨绛、何其芳,语言学家吕淑湘,丁声树(《现代汉语辞典》总编辑),文史专家胡绳(中国社科院院长),经济学家顾准、吴敬链、骆耕漠、张曙光(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家胡厚宜、张政良、杨向奎(史界五老之三老),哲学家金岳霖等。造反派经常指着紧缩脖子、木然挨冻的"翰林"们怒吼:"***,熊样,这也算国宝?"!
如果加上前后来豫,散落在各地的精英,如1968年自愿到兰考农村的插队知青朱学勤等,那时河南绝对是卧虎藏龙,但遗憾的是虎落中原,龙困浅滩。他们的中原之行是身体被摧残人格遭践踏心灵受蹂躏的苦旅,用顾准的话是"唾面自干、笑妍迎人"。 而这些人恰是中国的元气之所在,河南苦旅对于他们、对于国家,后来都转变成一种特殊的财富。文化昆仑钱钟书在河南受苦受难期间开始他的经典传世之作《管锥篇》的创作,杨绛后来完成了她的《干校记事》,朱学勤的许多作品都离不开河南对于他的印记,如《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其中以顾准尤为典型,三次来豫受难,三次迎来了他的思想高峰,写出《希腊城邦制度》、《科学与民主》、《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为中国人在人文思想凋敝时期挣得了一点荣光。
顾准与吴敬链之间私淑式的经济思想传承,是一段引人回味的佳话,在息县五七干校的昏暗窝棚中,顾准和吴敬链探讨的是"娜拉走后怎样"、"中国的‘神武景气'何时到来",研究的是"希腊城邦史",直追民主的本源。顾准的市场经济思想启迪了吴敬链,吴后来说,中国可以称的上市场经济第一人的非顾准莫属。中国的经济改革,吴敬链作为始作俑者之一,耐人回味的是追溯起源,风起秋萍之末,竟是在计划经济最盛、浮夸之风最浓、思想最为禁锢的河南农村,传承了引发中国改革大潮的经济思想。
河南应当是他们研究剖析的第一个鲜活案例,如果说社会是在试错中前进,河南的唯上求同、浮夸跃进、人祸天灾恰恰为执政者、为思想家预警,令其早日更弦易辙,重辟蹊径。
"雪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西东",大师们远离了河南,也许偶尔还惦记起这片土地,也许永永远远不愿再提被难旧事,这里的人们也早将他们忘却,雪爪鸿泥都未留下,他们的思想启蒙、传承与河南无关,朱学勤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如何能寻找得到呢?根本没有一点鸿泥可寻于中原。大哀莫过于此!
文博广场是省会郑州的三大广场之一,大概设计者想附庸风雅,起了一个雅致的名字,然而伫立几个黑潴潴的光头武僧像,却显得文不对武,极其滑稽,令人琢磨不透中原人的逻辑情趣。不过我常想,如果将顾准、钱钟书等雕成铜像伫立于此,让我们纪念;再加上老子的玄妙之门、庄子的逍遥游、子产的铸刑鼎、杜甫的秋风茅屋,还有程门立雪、达摩面壁等人文塑像,让我们增添一点为豫民的自信心。也许这样更切合于文博广场的名字,更有其深刻的徵义。
7
当一切尘埃落定,为着种种因由,河南成为惹人生厌的省份。朱学勤在《火车上的记忆》一文中写道,在歧视的地图上,河南大概属于负海拔地区,我没有听说他们能歧视谁,却知道他们被南面的湖北人歧视,也被东面的山东人、西面的陕西人、甚至远在边陲的新疆人歧视,我可怜的河南老乡,大概是一屁股坐到底了。
许多人认为歧视的原因是河南的经济落后,我不以为然。河南目前的国民经济总量排名全国第五位,可以说相当不错,然而目前河南受歧视的程度最严重,仿佛受歧视也随着国民经济的百分比增长率一同进步。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西藏、云南、贵州、新疆、青海等经济极不发达的地区受歧视的并不多,反而为着他们独特的山水人文赢得过剩的赞誉。
边缘心态可以诠释近半个世纪河南人的大量行为。及至于今日仍然郁积于民众心中,浮躁激进,激情有余,理性不足,亚细亚、红高粱的盲目扩张,春都、郑百文的昙花一现,内陆特区漯河的国企改革闹剧,仿佛仍在续写昨日的浮夸之风、跃进之习。
河南文坛,高手云集,俊彦迭出,然而我从来不认为他们的作品震撼过中国人,甚至不如李娜的一首《青藏高原》来得大气。他们的口号是拒绝崇高,他们最擅长的是花腔高音、是诠释权术、是鸡毛软弱,一千年前河南思想的高贵血统已经遗失怠尽。文学的大伪遮掩了思想的空白,技巧的繁衍迷失了责任的所指,意象的精巧装点性情的贫弱。 河南的历史学者更是独特的群体,他们狭隘地固守在北宋的荣光里,妄图复原先朝的辉煌,用惊人的心血与智识搜索历史角落里的残砖断瓦,希望重新垒起一座汴京城。他们活在大河遗梦里,伊洛文明和清明上河图是时常要展示给外省人的名片。历史传统已经石化,现实的学者在自我麻醉。
标 题: [转载] 中原是怎么从中心变成边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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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柏高 1
北宋末年,程颢、程颐在伊川设坛讲学。前来求学的人很多,杨时、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均是二程高足。杨时,世称龟山先生,对二程的思想领会最深,他学成南归时,程颢慨叹说:"吾道南矣"!意为我的思想传到南方去了。
后来杨时不负师望,开南宋理学之先河,三传其学至朱熹,终成道南派的集大成者;谢良佐三传其学至张拭,开启了湖湘学派的源头。一一六七年,朱熹不远千里,赶往岳麓山,与张拭进行了文化史上极为著名的"岳麓书院会讲"。朱张会讲奠定了湖南"道南正脉"的地位。
湖南从此成为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渊薮所在,唯楚有材,于斯为盛。像"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王夫之,"师夷长技以治夷"的魏源,"中兴将相"曾国藩、左宗棠,戊戌变法的谭嗣同、陈宝箴,辛亥前驱宋教仁、黄兴、蔡锷,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刘少奇等,湖南一直司掌着中国大变革之风标。
但令人悲哀的是,河南的文化传承从北宋以后就断代了,程颢的"吾道南矣"像一句谮语预示了河南文化中心的衰亡。一千年来河南孕育不出风云际会袖手神州的大师来,这使人很伤感!
靖康之难后,中原沦陷,河南成为陆游铁马冰河寒夜入梦时的牵挂,成为岳飞三十功名八千里路的壮写。终南宋一朝士人都好言"恢复",是民族意识最为昂扬的时代,中原是他们的疼痛与抚摸。
元朝建元大都,黄河水向北改道,中国的政治中心随之北移,内黄、浚县的黄河故道上沙丘漫漫,颛顼、帝喾的陵墓深埋于流沙之下,汴京的金明湖成为诗人梦里的呓语,河南的亘古辉煌从此尘封进历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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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区的大治,衡量的标准是秩序,对于秩序的评价,一个视角就是制度文化的发达程度。除去通用的法律规条,最可研究的就是一个地区特有的制度文化,河南官箴书与史志书的丰富与细密,恰恰印证了中原制度文化曾经的成熟度。
古代官箴书,是当官者学习官道、揣摩官术的必修之课。官箴以"贻鉴后人,以裨国政"为用意,早期都是只言片语,不成体系。只有在宋以后官箴文化才真正走向成熟,出现长篇论著,如陈襄的《州县提纲》,李元弼的《作邑自箴》,吕本中的《官箴》等。
宋以后,最为著名的是明朝吕坤的《实政录》和清朝田文镜的《钦颁州县事宜》,尹会一的《抚豫条教》也颇富盛名。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官箴都与河南有关。
吕坤(1536-1618),河南宁陵人,历任山西巡抚、刑部侍郎。退休后用20年时间在宁陵老家著述《实政录》与《呻吟语》。《实政录》成为古往今来官箴中的集大成者。《呻吟语》和另外三部《围炉夜话》、《小窗幽记》、《菜根谭》成为明清士大夫的修身养性之书。
雍正二年,田文镜署河南巡抚,《州县事宜》是田文镜奉旨亲撰,雍正皇帝朱批钦颁,其治理州县的种种严厉措施,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
尹会一是清季一代名臣,开府河南,治民力效吕坤,且颇有政声。他的《抚豫条教》也曾被奉为官箴书之经典。
在河南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逐步淡出,走向边缘时,是这些豫籍或来豫作官的名臣重新定位了河南,他们以程朱理学、官箴方志经纬中原,他们擅于做官,宣谕教民,敦化治民,使河南成为明清典范的大治之省,成为封建时代社会管理最著成效的地区。
河南人在历史的过程中过早地被官学洗脑,初洗于宋,大洗于明清,官箴方志文化进驻到思想,思想束缚浸透到骨子里。从道府州县到乡社甲保,从官宦士绅到腐儒乡民,政治与教化的神经末梢延伸到社会最底层,道统与礼教的败絮贮塞进人们的思想深处,成为集体遵从的共识与默契,随着时代变迁,积淀成一种习俗或传统,隐匿于显性的法律与政治之下,规制着中原人的行为。正如制度经济学家诺思所指出的那样,走进一种内卷与锁入的困境。这是河南人日后背负的可怕的隐形重负。
历史往往有一种"路径依赖"的喜好,时至今日,河南的官文化依然昌盛,二月河的"帝王系列",李佩甫《羊的门》写尽官态权术阴谋治民法门。河南的史志编写依然全国领先,1984年首创全国第一部省级综合年鉴,1997年《河南省志》在全国率先完成,在全国新方志成果评比中,是获奖最多的省份。河南的官像官,河南的老百姓呢,是中国百姓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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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仍是中原,但由于远离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成为一个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甚微的边缘省份。
边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边缘对于中心的盲从与求同。边缘由于远离中心,控制力较弱,更容易产生多元的文化和思想;共生的多元文化相互碰撞激荡、浸润流转,生发出绚烂多彩的新流派,新思潮,汇流成河,百川赴海,进而推动社会前进。然而一旦形成朝拜中心、崇尚元统、排异求同的边缘心态,就容易导致一元的思想生态,同构的体制,直致僵化成石。
明清以后,中原的意识形态是边缘追求中心认同,支流追求主流认同,低层追求上层认同,民间追求政府认同,学者追求官员认同。求同成为河南的地域特色,他的文化里不诞生变革的基因,不生成敢为天下先的种子。这是大悲哀!
在这一点上,可以拿安徽说事。同样是经济不发达的内陆省份,安徽却能生衍出一些旷代奇才来。胡适,一代文化巨擘,"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只手擎天,掀起了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启蒙中国,创建《新青年》,缔造共产党,两人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而河南老乡袁世凯却只会戊戌告密,恒河钓誉,最后魂归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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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叶,中国遭遇了一场乌托邦运动和史无前例的革命。河南人随风赋兴,尺水起波,轻舞飞扬,也占了一回天下先。但可惜的是,根底里仍是为了向上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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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诺贝尔奖得主旅美物理学家崔琦是宝丰县人。解放前,姐姐将年仅十六岁的崔琦接走,辗转到了美国,而留在家乡的父母都在一九六○年前后的大饥荒中饿死。在记者采访中被问到一生中有无后悔之事时,他这样说:"若自己不出国,或许父母亲就不会在大陆双双饿死。"说着流下了眼泪。历史无法重演,如果他不出国,中原只是多了一个普通的乡民,又有谁人能反证河南人的天赋。尤其在河南自信心极度缺失的当前。
河南的信用度从大跃进放卫星开始透支,对内有内债,几百万老百姓的死;对外有外债,以顾准为代表的一大批卓越知识分子在河南挨整受罪。
1969年雪花飘零的11月,为了响应当时的"**指示",中国科学院学部(社会科学学部)各连队的两千名知识分子和干部,被确定下放到河南省息县东岳人民公社,在那里组建"**干部学校"。在息县东岳的简陋通铺上,云集着当时乃至今日都是大家的失意翰林们:文学家钱钟书、沈从文、俞平伯、杨绛、何其芳,语言学家吕淑湘,丁声树(《现代汉语辞典》总编辑),文史专家胡绳(中国社科院院长),经济学家顾准、吴敬链、骆耕漠、张曙光(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家胡厚宜、张政良、杨向奎(史界五老之三老),哲学家金岳霖等。造反派经常指着紧缩脖子、木然挨冻的"翰林"们怒吼:"***,熊样,这也算国宝?"!
如果加上前后来豫,散落在各地的精英,如1968年自愿到兰考农村的插队知青朱学勤等,那时河南绝对是卧虎藏龙,但遗憾的是虎落中原,龙困浅滩。他们的中原之行是身体被摧残人格遭践踏心灵受蹂躏的苦旅,用顾准的话是"唾面自干、笑妍迎人"。 而这些人恰是中国的元气之所在,河南苦旅对于他们、对于国家,后来都转变成一种特殊的财富。文化昆仑钱钟书在河南受苦受难期间开始他的经典传世之作《管锥篇》的创作,杨绛后来完成了她的《干校记事》,朱学勤的许多作品都离不开河南对于他的印记,如《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其中以顾准尤为典型,三次来豫受难,三次迎来了他的思想高峰,写出《希腊城邦制度》、《科学与民主》、《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为中国人在人文思想凋敝时期挣得了一点荣光。
顾准与吴敬链之间私淑式的经济思想传承,是一段引人回味的佳话,在息县五七干校的昏暗窝棚中,顾准和吴敬链探讨的是"娜拉走后怎样"、"中国的‘神武景气'何时到来",研究的是"希腊城邦史",直追民主的本源。顾准的市场经济思想启迪了吴敬链,吴后来说,中国可以称的上市场经济第一人的非顾准莫属。中国的经济改革,吴敬链作为始作俑者之一,耐人回味的是追溯起源,风起秋萍之末,竟是在计划经济最盛、浮夸之风最浓、思想最为禁锢的河南农村,传承了引发中国改革大潮的经济思想。
河南应当是他们研究剖析的第一个鲜活案例,如果说社会是在试错中前进,河南的唯上求同、浮夸跃进、人祸天灾恰恰为执政者、为思想家预警,令其早日更弦易辙,重辟蹊径。
"雪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西东",大师们远离了河南,也许偶尔还惦记起这片土地,也许永永远远不愿再提被难旧事,这里的人们也早将他们忘却,雪爪鸿泥都未留下,他们的思想启蒙、传承与河南无关,朱学勤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如何能寻找得到呢?根本没有一点鸿泥可寻于中原。大哀莫过于此!
文博广场是省会郑州的三大广场之一,大概设计者想附庸风雅,起了一个雅致的名字,然而伫立几个黑潴潴的光头武僧像,却显得文不对武,极其滑稽,令人琢磨不透中原人的逻辑情趣。不过我常想,如果将顾准、钱钟书等雕成铜像伫立于此,让我们纪念;再加上老子的玄妙之门、庄子的逍遥游、子产的铸刑鼎、杜甫的秋风茅屋,还有程门立雪、达摩面壁等人文塑像,让我们增添一点为豫民的自信心。也许这样更切合于文博广场的名字,更有其深刻的徵义。
7
当一切尘埃落定,为着种种因由,河南成为惹人生厌的省份。朱学勤在《火车上的记忆》一文中写道,在歧视的地图上,河南大概属于负海拔地区,我没有听说他们能歧视谁,却知道他们被南面的湖北人歧视,也被东面的山东人、西面的陕西人、甚至远在边陲的新疆人歧视,我可怜的河南老乡,大概是一屁股坐到底了。
许多人认为歧视的原因是河南的经济落后,我不以为然。河南目前的国民经济总量排名全国第五位,可以说相当不错,然而目前河南受歧视的程度最严重,仿佛受歧视也随着国民经济的百分比增长率一同进步。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西藏、云南、贵州、新疆、青海等经济极不发达的地区受歧视的并不多,反而为着他们独特的山水人文赢得过剩的赞誉。
边缘心态可以诠释近半个世纪河南人的大量行为。及至于今日仍然郁积于民众心中,浮躁激进,激情有余,理性不足,亚细亚、红高粱的盲目扩张,春都、郑百文的昙花一现,内陆特区漯河的国企改革闹剧,仿佛仍在续写昨日的浮夸之风、跃进之习。
河南文坛,高手云集,俊彦迭出,然而我从来不认为他们的作品震撼过中国人,甚至不如李娜的一首《青藏高原》来得大气。他们的口号是拒绝崇高,他们最擅长的是花腔高音、是诠释权术、是鸡毛软弱,一千年前河南思想的高贵血统已经遗失怠尽。文学的大伪遮掩了思想的空白,技巧的繁衍迷失了责任的所指,意象的精巧装点性情的贫弱。 河南的历史学者更是独特的群体,他们狭隘地固守在北宋的荣光里,妄图复原先朝的辉煌,用惊人的心血与智识搜索历史角落里的残砖断瓦,希望重新垒起一座汴京城。他们活在大河遗梦里,伊洛文明和清明上河图是时常要展示给外省人的名片。历史传统已经石化,现实的学者在自我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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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
2006年12月15日星期五
近代人物年代
晚清人物
林则徐1785-1850
龚自珍1792-1841
魏源1794—1857
曾国藩1811——1872
胡林翼1812——1861
左宗棠1812-1885
洪秀全1814-1864
肃顺 1816—1861
郭嵩焘1818-1891
李鸿藻1820——1897
丁宝桢 1820-1886
俞樾1821- 1907
李鸿章1823-1901
赫胥黎1825-1895
容闳1828-1912
翁同龢1830——1904
刘坤一1830-1902
陈宝箴1831-1900
奕䜣1833—1898
李端棻 1833-1907
王闿运1833—1916
慈禧1834-1908
张之洞1837-1909
张荫桓 1837-1900
杨文会 1837-1911
曾纪泽1839-1890
吴汝纶 1840-1903
奕譞1842-1890
王先谦1842—1917
郑观应1842—1922
伍廷芳 1842-1922
李提摩太1845-1919
孙诒让1848-1920
黄遵宪1848-1905
陈宝琛1848-1935
杨深秀 1849-1898
沈曾植 1850-1922
柯邵忞 1850-1933
皮锡瑞 1850—1908
廖平1852-1932
林纾 1852-1924
刘步蟾 1852-1895
明治天皇 1852-1912
严复1853-1921
陈三立 1853-1937
张謇 1853-1926
徐世昌1855-1939
陈衍1856—1937
辜鸿铭1857-1928
杨锐 1857—1898
梁济 1858―1918
康有为1858-1927
袁世凯1859-1916
冯国璋1859—1919
刘光第 1859-1898
郑孝胥1860-1938
俞明震1860—1918
汪康年1860-1911
詹天佑1861-1919
王士珍1861-1930
曹锟1862-1938
段祺瑞1863—1936
宋耀如1863—1918
夏曾佑1863~1924
叶德辉1864-1927
黎元洪1864—1928
谭嗣同1865-1898
吴稚晖1865-1953
杨锺羲1865-1940
罗振玉1866-1940
孙中山1866—1925
张元济1867-1959
唐才常1867-1900
康广仁 1867-1898
赵尧生 1867-1948
隆裕1868-1913
蔡元培1868—1940
孟森1868-1937
章太炎1869─1936
徐珂 1869-1928
熊希龄1870—1937
光绪皇帝1871-1908
杨昌济1871-1920
欧阳竟无1871-1943
吴虞 1872-1949
民国人物
1873年出生
梁启超黄节 徐锡麟
1874年出生
黄兴杨度吴佩孚 庄士敦温斯顿·丘吉尔
1875年出生
秋瑾周善培张作霖陈天华林旭沈钧儒 李承晚荣格
1876年出生
张伯苓 司徒雷登杰克·伦敦
1877年出生
王国维徐特立 张静江廖仲恺曹汝霖
1878年出生
马幼渔杨荫杭 陈其美陈炯明吴玉章何香凝连横王揖唐
1879年出生
陈独秀朱希祖李宗吾 胡汉民向忠发于右任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约瑟夫·斯大林列夫·托洛茨基
1880年出生
李叔同陈垣 孔祥熙谭延闿赵恒惕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1881年出生
鲁迅李石曾章士钊 王宠惠张宗昌 巴伯罗·毕加索伏罗希洛夫斯蒂芬·茨威格
1882年出生
马寅初 蔡锷宋教仁冯玉祥蒋百里李烈钧程潜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房龙
1883年出生
马一浮余嘉锡 汪兆铭阎锡山唐继尧载沣康同璧陈仪 弗兰兹·卡夫卡马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884年出生
谢觉哉杨荫榆刘师培呂思勉 龙云 鲍罗廷东条英机冈村宁次龙云哈利·S·杜鲁门
1885年出生
熊十力周作人马叙伦杨树达 蒋翊武邹容李济深孙传芳宋哲元王芗斋 尼尔斯·玻尔
1886年出生
蒋梦麟张东荪邵漂萍 朱德董必武林伯渠
1887年出生
钱玄同丁文江钱基博张君劢柳亚子 蒋中正林觉民蒋光鼐 史禄国
1888年出生
张星烺杜月笙盖叫天
1889年出生
李大钊梅贻琦李四光 唐生智袁克文张群 查理·卓别林阿道夫·希特勒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1890年出生
陈寅恪晏阳初竺可桢侯德榜 李宗仁何应钦李汉俊 白求恩胡志明
1891年出生
胡适刘半农陶行知陈望道 戴季陶孙科张自忠陈璧君
1892年出生
郭沫若赵元任李石岑 刘伯承蔡廷锴陈果夫陈公博佟麟阁张云逸马鸿逵
1893年出生
梁漱溟张申府汤用彤顾颉刚范文澜阿炳洪业 彭禹廷毛泽东宋庆龄白崇禧杨虎城杨杏佛 陈纳德
1894年出生
梅兰芳吴宓叶圣陶胡先骕庄长恭蒙文通叶昌炽 宋子文邓中夏
1895年出生
钱穆冯友兰金岳霖董作宾王森然林语堂徐悲鸿邹韬奋李宗侗 蔡和森恽代英董振堂彭述之钱壮飞向警予邓演达傅作义吉鸿昌蒋廷黻张治中章伯钧
1896年出生
茅盾郁达夫吕澂傅斯年茅以升于省吾李济 叶挺贺龙李维汉罗章龙王若飞戴笠卫立煌张发奎
1897年出生
朱光潜徐志摩张恨水罗家伦李泰棻曹靖华萧公权 张国焘叶剑英成仿吾宋美龄周佛海章乃器
1898年出生
朱自清郑振铎翦伯赞丰子恺许广平田汉孙楷第 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黄公略康生张太雷项英袁文才陈诚陈立夫汤恩伯
1899年出生
陶希圣
1901年出生
唐兰陈直
1902年出生
雷海宗李方桂
1907年出生
齐思和
1908年出生
钱仲联
1910年出生
钱锺书
1916年出生
严耕望
林则徐1785-1850
龚自珍1792-1841
魏源1794—1857
曾国藩1811——1872
胡林翼1812——1861
左宗棠1812-1885
洪秀全1814-1864
肃顺 1816—1861
郭嵩焘1818-1891
李鸿藻1820——1897
丁宝桢 1820-1886
俞樾1821- 1907
李鸿章1823-1901
赫胥黎1825-1895
容闳1828-1912
翁同龢1830——1904
刘坤一1830-1902
陈宝箴1831-1900
奕䜣1833—1898
李端棻 1833-1907
王闿运1833—1916
慈禧1834-1908
张之洞1837-1909
张荫桓 1837-1900
杨文会 1837-1911
曾纪泽1839-1890
吴汝纶 1840-1903
奕譞1842-1890
王先谦1842—1917
郑观应1842—1922
伍廷芳 1842-1922
李提摩太1845-1919
孙诒让1848-1920
黄遵宪1848-1905
陈宝琛1848-1935
杨深秀 1849-1898
沈曾植 1850-1922
柯邵忞 1850-1933
皮锡瑞 1850—1908
廖平1852-1932
林纾 1852-1924
刘步蟾 1852-1895
明治天皇 1852-1912
严复1853-1921
陈三立 1853-1937
张謇 1853-1926
徐世昌1855-1939
陈衍1856—1937
辜鸿铭1857-1928
杨锐 1857—1898
梁济 1858―1918
康有为1858-1927
袁世凯1859-1916
冯国璋1859—1919
刘光第 1859-1898
郑孝胥1860-1938
俞明震1860—1918
汪康年1860-1911
詹天佑1861-1919
王士珍1861-1930
曹锟1862-1938
段祺瑞1863—1936
宋耀如1863—1918
夏曾佑1863~1924
叶德辉1864-1927
黎元洪1864—1928
谭嗣同1865-1898
吴稚晖1865-1953
杨锺羲1865-1940
罗振玉1866-1940
孙中山1866—1925
张元济1867-1959
唐才常1867-1900
康广仁 1867-1898
赵尧生 1867-1948
隆裕1868-1913
蔡元培1868—1940
孟森1868-1937
章太炎1869─1936
徐珂 1869-1928
熊希龄1870—1937
光绪皇帝1871-1908
杨昌济1871-1920
欧阳竟无1871-1943
吴虞 1872-1949
民国人物
1873年出生
梁启超黄节 徐锡麟
1874年出生
黄兴杨度吴佩孚 庄士敦温斯顿·丘吉尔
1875年出生
秋瑾周善培张作霖陈天华林旭沈钧儒 李承晚荣格
1876年出生
张伯苓 司徒雷登杰克·伦敦
1877年出生
王国维徐特立 张静江廖仲恺曹汝霖
1878年出生
马幼渔杨荫杭 陈其美陈炯明吴玉章何香凝连横王揖唐
1879年出生
陈独秀朱希祖李宗吾 胡汉民向忠发于右任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约瑟夫·斯大林列夫·托洛茨基
1880年出生
李叔同陈垣 孔祥熙谭延闿赵恒惕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1881年出生
鲁迅李石曾章士钊 王宠惠张宗昌 巴伯罗·毕加索伏罗希洛夫斯蒂芬·茨威格
1882年出生
马寅初 蔡锷宋教仁冯玉祥蒋百里李烈钧程潜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房龙
1883年出生
马一浮余嘉锡 汪兆铭阎锡山唐继尧载沣康同璧陈仪 弗兰兹·卡夫卡马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884年出生
谢觉哉杨荫榆刘师培呂思勉 龙云 鲍罗廷东条英机冈村宁次龙云哈利·S·杜鲁门
1885年出生
熊十力周作人马叙伦杨树达 蒋翊武邹容李济深孙传芳宋哲元王芗斋 尼尔斯·玻尔
1886年出生
蒋梦麟张东荪邵漂萍 朱德董必武林伯渠
1887年出生
钱玄同丁文江钱基博张君劢柳亚子 蒋中正林觉民蒋光鼐 史禄国
1888年出生
张星烺杜月笙盖叫天
1889年出生
李大钊梅贻琦李四光 唐生智袁克文张群 查理·卓别林阿道夫·希特勒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1890年出生
陈寅恪晏阳初竺可桢侯德榜 李宗仁何应钦李汉俊 白求恩胡志明
1891年出生
胡适刘半农陶行知陈望道 戴季陶孙科张自忠陈璧君
1892年出生
郭沫若赵元任李石岑 刘伯承蔡廷锴陈果夫陈公博佟麟阁张云逸马鸿逵
1893年出生
梁漱溟张申府汤用彤顾颉刚范文澜阿炳洪业 彭禹廷毛泽东宋庆龄白崇禧杨虎城杨杏佛 陈纳德
1894年出生
梅兰芳吴宓叶圣陶胡先骕庄长恭蒙文通叶昌炽 宋子文邓中夏
1895年出生
钱穆冯友兰金岳霖董作宾王森然林语堂徐悲鸿邹韬奋李宗侗 蔡和森恽代英董振堂彭述之钱壮飞向警予邓演达傅作义吉鸿昌蒋廷黻张治中章伯钧
1896年出生
茅盾郁达夫吕澂傅斯年茅以升于省吾李济 叶挺贺龙李维汉罗章龙王若飞戴笠卫立煌张发奎
1897年出生
朱光潜徐志摩张恨水罗家伦李泰棻曹靖华萧公权 张国焘叶剑英成仿吾宋美龄周佛海章乃器
1898年出生
朱自清郑振铎翦伯赞丰子恺许广平田汉孙楷第 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黄公略康生张太雷项英袁文才陈诚陈立夫汤恩伯
1899年出生
陶希圣
1901年出生
唐兰陈直
1902年出生
雷海宗李方桂
1907年出生
齐思和
1908年出生
钱仲联
1910年出生
钱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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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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